吕宗恕

蒋志高

　　但在采访周期很短的情况下，对事件的判断只有靠单一的信息，就有可能造成误差。

　　吴虹飞：其实，警方是最先想对我开口的，只是我那时已经写完稿子，不能够继续报道，所以请南方周末记者继续追问。就是因为我所谓的单一信息，把他们逼出来了。不逼他们，他们不会讲话的。我认为我们的报道和南方周末的报道合起来，就是一个还算完整的双方的对质的报道。

　　傅剑锋：这里确实需要感谢吴虹飞。现代媒体传播，已从以前的一稿定音，越来越变成“不断滚动与校正的真相”，这和互联网时代的实时、互动的传播特征深刻相关的。昆明警方从不开口到开口，就是纸媒与网媒和昆明警方一种力量博弈与互动的过程。尽管，我不敢肯定昆明警方对我们所说的，有多少是能反映真相的。但至少是有些微进步的，即他们终于接受“互动”的现实，虽然已经来的太迟。

　　这里，我也建议一下昆明警方，在这个自媒体已高度发达的时代，如果你不出来接受采访，不开诚布公，最后吃亏的一定是你自已。因为你不发言，虽然纸媒可能没有什么办法，但总有其他人会在网上发言，会在手机上发言，最后造成的是信息不对称，由于像纸媒这样的传统媒体不可能拿到有效与全面信息，最后大家只能信流言与单方信息，公众就可能把舆论的想象当成事实，当这个东西一旦定型下来，你即使最有理，也百口莫辩了。所以，建议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转变一下思维模式，信息革命对时局进步的推动，不是谁可以阻挡的。

　　主持人：伍皓对媒体人的批评虽然不一定准确，但也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自省的视角：如果警方和陈艳家都提供了有瑕疵的、甚至是故意掩盖不利于己方的事实，那么阿飞说的，两个报道合起来，就是最完整的真相的信息链的说法，是无法成立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媒体何为？

　　吕宗恕：我们不能仅仅呈现警方、陈艳家的态度、观点，或者表述。如果这样，就会出现谁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报道的局面。至少，我在“小学生卖淫案”

　　上，就有留下一些遗憾。比如，警方第三次通报，公开得很晚，当我收到消息已近截稿时间。匆匆补充了对陈艳家的采访，以对应警方的指控，可最后因截稿时间压力，把陈艳家部分删除，变成警方的最后鉴定了。看完这条消息后，大家可能认为陈家就是卖淫的。

　　6 月 22 日，我发张安芬后悔造假一文。现在想来，让人难过。张接受我采访数次，最后一次她却肯定说她容留卖淫，把陈艳卖淫说得有模有样，有时间有地点等等。可见报第二天，她反口。

　　吴虹飞：警方无论有多少物证，他们的取证是非法的。程序不合法，就意味着证据不合法。以口供为基础形成的证据链，警察的证据同样非常不可靠。当事人不可靠并不是万恶之源，让当事人说话吧，他们的谎言并不比大人物们多。

　　傅剑锋：从法律上来说，我是赞同吴虹飞说的非法程序的证据是无效证据一说。即从法律上来说，警方对陈艳已是不能作处罚的。但媒体报道还有另一层面的东西，即所谓真相。但现在的网络是，像这样的案件，像邓玉娇案一样，很容易被民间舆论符号化。网民的舆论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先假定她们都是很纯洁的，警方一定全部都是错误的，所以，当警方在纠正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公众宁愿选择不相信。那么，这个时候记者怎么办？有几种记者：有言必录型的记者，他们显得中立一些，也有带着感情色彩、预设了立场的记者。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那篇报道，显得站在“陈艳”一家立场上。

　　而本地媒体则容易被当地公安控制，容易呈现为另外一种极端。

　　长平：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对于伍皓的看法。如果把伍皓当作一个官员来看，印象就会大不一样。他之所以引人注目，并非因为他在新闻学上的高见，而是他作为一个官员的改革冲动。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他对这个职位的定义，已经颠覆了几十年的传统。比如，他认为宣传部门要从“捂盖子”思维向“揭盖子”思维转变。

　　很多人忽略了的是，伍皓发帖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亮出身份。媒体上并不缺少官员的声音，缺少的是能够和本人对应上的人声。在传统媒体中，官员们说话几乎都是官腔，谁开口都一样，彼此之间看不出差别。网络上情况不同，有很多代表官员说话的网评员，他们可以写出一些人声，但是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的话是个人见解，还是组织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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