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三）

可是，这究竟是谁的“少年杀母事件”？

如此追问直接造成分裂和对立。它是新闻的还是文学的？是作者的还是张姓少年的？是广州的还是地狱的？抑或，是杀母少年的父亲、叔叔、网友之流的？对真实的不同侧重成了划分依据。可如果文学和新闻都存在着真实，并且双方都对各自的“真实”有担当、有追求——进一步说，不论文学还是新闻，假设它们的真实性标准从未在操作实境中实现过，都是彼岸理想，那我们惧怕或争辩的还有什么意义？

教科书对时政类人物报道的指导一直都是薄弱的，现有的稀少经验大多来自于业界实践。但正像焦裕禄（他更应被看作宣传典型，与这里的时政人物相距甚远）报道已被认为不乏败笔一样，这些实践往往在肯定中被否定，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很罕见，其结果近似于一种报道实验。在报道少年杀母事件中，人物周刊的实验色彩同样浓烈。

经过众多联系人的回忆，少年人演化成了某种符号。“他们”讲述的历历往事，拣拾起大量细节。细节由两部分构成，的确很令新闻派中人恼火：其一，是可以相互佐证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情；其二则是讲述者的私人体验，或讲述者的内心活动状态。前者是可验证的，后者无法被证实，新闻刊物若采信后者作为材料，就要甘当风险。现在看来，那些弹劾人物周刊文本有问题的，所持论据恰好来自后者。

提请注意的是，作者在试图用第三人称证明客观真实外，自己反而没有置身事外，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进来，成了文本中感知性材料的提供者。比如对城中村街道、店铺、行人、以及时空环境的描绘，体现得尤其明显。这部分感知材料与上述第二种细节“嫁接”，构成场景，支撑对话，其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为“讲述者”还原历史、逼近少年的过往生活增加了更丰富的意义。

作者的情绪带入文本，抑或主动赋予细节以意义的做法符合新闻真实吗？的确，当消息稿中出现诸如“大会隆重举行、胜利闭幕”等表达时，照例会遭受耻笑。但对于少年杀母事件的报道，无论是事件性质还是文本性质都显著区别于惯常的“新闻”。在人物周刊这里，不再仅仅涉及要不要坚守新闻真实的问题，而是杀母少年性格还原问题，大概等同于“人物真实”的问题。

进而，“人物真实”的问题具体转化为张姓少年的个人问题：生活空间的迁徙、对家庭威权的顺从与抵抗、沉郁的性格、理想虚蹈与幻灭。同时也影射社会问题，比如生性敏感的人因能力匮乏过早堕落，迷失在下流社会。对于这些更宽裕的视野，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既不能供应也不予 认可。那么，现今这些争论，究竟缘起于人物周刊的错漏还是新闻真实本身的不足呢？

笔者以为，不存在一套能够指导一切媒介形态、一切报道题材的新闻真实性标准。新闻的真实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会被不同程度地借鉴，应用在不同的报道样式上。换言之，不同的报道种类对新闻真实的渴望水平并不一致。真实性的一律是不可想象的，参差不齐才是它的常态。但这并不等于说新闻与文学没有区隔，新闻式文学或许并不少见，可文学式新闻却是不可谅解的。

要是拿这个去衡量人物周刊的报道，其文本的得失还是挺明显的。它生产出一个讲述悲剧的叙述结构，在人物报道的手段上进行了严肃的尝试，其笔调的细致是粗糙的新闻报道不能比拟的。此外，文本的整体气质绵密而锐利，作者对一桩家暴杀戮的体察具有非同寻常的敏感。而敏感，正在变成新闻敏感，越来越与新闻者的个人情绪剥离，笔者认为这是从事新闻者最可悲哀的事情。人物周刊的这个文本提醒我们，在大体量的报道尤其是人物报道中，对城市或世道的敏感能赐予我们更多。与其在真实性上争执不下，不如花更多心思检讨敏感在新闻纸上日益流失的难堪境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