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宋志标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再次收获一次有价值的争论。少年杀母事件的报道文本，重新激起我们对人物写作范式的讨论兴致。长久以来，这种讨论偃旗息鼓，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物写作的懈怠和程式化，连带其他可能性也受到损伤，似乎消失无踪影了。这次，借助一位敏感的实习生的作品，此种难堪的荒芜有望遭受可贵的冲击。

（一）

作为媒体的出发点，专业主义要求我们回到事实，占有全部的客观存在。不过，在少年杀母杀父这一惨剧上，是无法回到“事实”的。因为谁也不知道少年的真正动机，他仅仅对世界宣告：我杀了母亲，成功了；我还想杀死父亲，但未遂。动机的不可捉摸成为横亘在事件与报道之间的墙。除了一个家庭的血腥破裂，我们怎样讲述更深层的故事，并且还希望这样的故事具有动人的特质？

换言之，少年杀母制造了非同寻常的疼痛感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感觉到了，但拔剑四顾心茫然，怎么描绘此间的疼痛则受制于强大的无力感。这就是社会给予我们的残酷馈赠，满心酸楚却无法口说我心。报道血案的社会新闻体例不能实现这一点，说白了，它也无需承担这个义务。它要向社会传播这一家庭屠杀事件，至于之后，任务就结束了。人物周刊的报道，则从逻辑上承继了这一被中止的使命。

对于杀母事件的解读早就沸腾，阐释与过度阐释比翼齐飞，社会或家教都被一一指点、指责。可是此类泛社会化的理解，尽管有部分合理的成分，但我认为太不靠谱，无助于正确认知这桩血案的隐寓涵义。的确，隐寓的才是紧要的。而能够支撑起隐寓化求解模式的当然是个人，亦即张姓少年的际遇与体会、仇恨与欣喜、希望与绝望。

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人与人的交流是不可能的，一个人被社会完全体察也是不可能的。少年人以下层人的身份迁居广州，并且在这座浩淼的城市中越坠越深。如果不是以惊人的举动作出挣扎，少年不会给人间留下任何“生活过”的痕迹。因此，人物周刊的报道自从开始就面临险境，要排除它才能有所作为。而此番作为大概可以概括为：解构城市生活强加给少年者的压迫，于残缺的材料中，建构出他的自我放逐。

人物周刊既要回避俗套，又要在当事者不能言、或言之不清的情形下做点什么。进而，选择可资利用的手段又成了问题。最终刊发的这篇样式，也恰恰因此引发喧哗。争论集中在文稿采用的小说式结构和叙述是否妥当。赞者认为新鲜文本是新新闻主义的变种，是富有勇气的尝试；弹者则认为它不是新闻体裁，有违客观真实，是一种坏的试验。众说纷纭，不能调和。